信仰基督的帝国的诞生

耶稣基督所创立的教会在第二和第叁世纪的时候已经传遍了罗马帝国，但是在这段时期也经常遭到或大或小、或全国性或地方性的迫害。直到公元叁一叁年西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和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奇尼奥联合颁布'米兰诏书'，归还信仰自由给帝国境内各宗教信徒之後，教会才享有太平。史家称帝国承认宗教自由那个时期的教会为'君士坦丁皇帝时代的教会'（Chiesa costantiniana）。

所谓'君士坦丁皇帝时代的教会'，是指当时教会与社会的一种新形式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教会与自认为信仰基督的国家融为一 。教会与国家结合之後，很自然便产生很多互相干预和彼此照应的现象。国家在许多事务上必然会介入教会的生活，也等待教会支持国家的意识形态。身为皇帝的人对因着教义信仰问题而发生的社会冲突，必定会出面解决，甚至主动召开教会的大公会议，让教会神长们寻找解除争论的途径。至於教会，则从国家获得经济、财务和法律方面的支助，也借助皇帝的势力来对抗异端和异教徒。

史家们在谈及'君士坦丁皇帝时代的教会'这个名词时，经常带有贬抑的口吻，因为从那个时候起，教会无形中便受到政治和文化的约束，这种约束使基督福音的本质受到污染。教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的生活和处理事务的方式很难不受到环境的影响，也很难不利用环境所提供的方便。在欧洲历史的演变中，教会和国家的关系一直处在若即若离的状态中，有时候彼此水乳交融，有时候势同水火。有一部分人以为，第四世纪初叶形成的'君士坦丁皇帝时代的教会'要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天主教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後才结束。从此，教会和国家政权才真正保持安全距离。

其实，第四世纪初期以後教会与国家所形成的新关系也不是单靠皇帝突然颁布一道诏书便立刻产生，而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酝酿时期才逐渐形成那种局面，这段酝酿期在君士坦丁皇帝之前便开始，而且延续到他以後。试想，在第叁世纪末年，罗马帝国境内某些地区的主教已经采行类似帝国行省行政长官的管理方式来治理教区的事务，这倒不是因为教会和国家负责人士预先考虑和设定了权宜之计，而是因为教会早已经慢慢地普及帝国全境，也进入它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法律结构中，一旦皇帝对教会有好感，教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必然发展得特别迅速，同时，也因为教会发展迅速，社会必定相对地产生变化，这是相辅相成的结果。再说，君士坦丁皇帝只不过宣布宗教自由而已，他虽然对天主教有相当的好感，他的母亲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他并没有立天主教为国教，倒是在他颁布'米兰诏书'後六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叁百八十年，狄奥多西（Teodosio,347-395）皇帝才使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宗教。不过我们得承认，君士坦丁皇帝宣布宗教自由是教会生命的一大转捩点。

话说君士坦丁皇帝，他于公元二八零年生于帝国巴尔干半岛梅西亚（Mesia）行省的尼萨（Nissa），父亲君士坦佐．克洛罗（Costanzo Cloro）是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性情温和，对教会怀着宽容的态度，母亲赫勒纳（Elena）是虔诚的基督信徒。公元叁一二年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但是皈依的动机和皈依时的状况不很清楚，他本来在家庭中是倾向于信仰一种由多种宗教调和而成的太阳教，是一种一神的宗教思想。君士坦丁二十六岁时由西罗马帝国驻扎在不列颠（Britannia）地区的军队拥为皇帝。当时的罗马帝国有四位皇帝，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各有两位。叁十二岁那年，也就是公元叁一二年，他率领大军在罗马城外泰伯河的米尔维奥桥上大败政敌马森齐奥皇帝的部队，成为西罗马帝国的主人。第四世纪着名史家，巴勒斯坦凯撒勒雅的主教欧瑟伯在他所写的十卷'教会历史'中极度颂扬君士坦丁皇帝统治下的帝国是人间的天国，过去遭暴君压迫的人，如今都已获得自由，教会也一天比一天受到国家更好的礼遇，真是国泰民安，一片盛世。当时的基督信徒都说：君士坦丁皇帝的战胜是个大奇迹，因为他率大军不远千里而来，旅途劳累，军备不良，如何能战胜以逸待劳、丰衣足食、上等装备的马森齐奥皇帝的部众呢？可是他确实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理由是决战之前，君士坦丁突然看到天空出现一支大放光明的十字架，并有字写着："凭这个标记，你将战胜"。于是，他命人在军旗上画上大十字架，掌旗出征，果然大获全胜。经过这个经验，没有人不相信君士坦丁皇帝是基督信徒。

尽管君士坦丁皇帝被视为基督信徒，也倍受大史家欧瑟伯的赞扬，但是他不像是个好基督信徒，因为他的许多行为令人不敢恭维：他叫人弑杀自己的岳父，也杀害叁个姊夫妹夫，杀害自己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当然，信仰这件事不一定和个人的品德发生必然的关系，历史上有很多穷凶极恶的人都在一夜之间放下屠刀，弃邪归正，终於成了圣贤。君士坦丁皇帝是不是属于这类的幸运者，我们不知道，不过他大概是在公元叁叁七年五十七岁临死之际才真正领洗入教的。

公元叁一叁年，君士坦丁以西罗马帝国皇帝之尊，在意大利北部的米兰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奇尼奥（Valerio Liciniano Licinio）达成协议，两人正式瓜分罗马帝国为东西两部，各自为王，同时颁布诏书，承认帝国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以利社会安定。可是不久之後，两位皇帝开始闹意见，彼此对立，东罗马的利奇尼奥皇帝变卦，又开始迫害基督信徒，西罗马的君士坦丁皇帝甘脆再度东征。当时的人都相信君士坦丁皇帝在进行一次保卫教会的宗教战争。公元叁二四年，他的大军势如破竹，击败敌方，把利奇尼奥皇帝给宰了。到此，君士坦丁皇帝俨然成了罗马大帝国的唯一主人。我们可以说，一个信仰基督的帝国从此诞生。

东征得胜的君士坦丁大帝深感帝国东部的重要，于是决定留守东方，因此开始策划建立帝国的新都城。他在梦中得到天主的启示，选定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小镇拜占廷（Bisanzio）作为新都的地点，开始营建，并取名为'君士坦丁城'。公元叁叁零年五月叁十日举行隆重的定都典礼，典礼的仪式教会的和异教的参半。这座城就是日後所称的君士坦丁堡，今天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君士坦丁大帝迁都东方对日後的帝国和教会有重大的影响，因为整个帝国的重心已从西方的罗马转移到东方，其後每位皇帝对帝国西部的事务不再关心，而且君士坦丁堡开始逐渐吸引以希腊文化为背景的基督信徒的向心力，有取代罗马之势，俨然成了'第二罗马'，为後世教会的东西分裂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17. 罗马帝国信仰基督的皇帝

古罗马帝国时代可以说是政教一 的，身当皇帝的人同时也是帝国的宗教领袖。因此，每位皇帝都身兼帝国传统宗教的大司祭长（pontifex maximus）。到了第四世纪公元叁一叁年君士坦丁大帝开放教禁，准许宗教信仰自由以後，天主教会发展得更快，身为皇帝的人不乏基督信徒。既然是基督信徒，皇帝是不是还能保持昔日作为传统宗教的领袖的身份头衔呢？当然不能。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自以为与耶稣时代的宗徒有相等的地位，或者类似教会行政事务而非宗教事务方面的主教一样。就因为这样，信仰基督的皇帝不时介入教会的事务。对第叁第四世纪教会大历史家欧瑟伯主教和大部分基督信徒来说，教会能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下获得自由、得到无数的礼遇，连皇帝也都领洗进教，甚至把天主教定为国教，那真是不可思议、作梦也没梦到的事。他们都以为天主的国已经降临到世界。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基督信徒无不认为皇帝具有神圣的身份，而且也服膺皇帝为信仰基督的国家民族的领导人，就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选民服膺梅瑟和达味一样；而当皇帝的也因为拥有这样的权威和头衔，所以在必要时，竟自己出面召开教会的大公会议。

既然皇帝们礼遇教会，善待教会，把国家的一些大厅堂（basiliche）供给教会当作圣堂用，也把官方的建 转移给教会使用，又盖了新的圣堂，例如君士坦丁皇帝兴工建造第一座圣伯多禄大殿、也在耶路撒冷兴建圣墓大殿、在白冷兴建耶稣圣诞圣殿、在君士坦丁堡改了许多圣堂一样，所以基督信徒无不感激皇帝的恩惠与功德。此外，皇帝们又赐给主教们很多贵重的礼物，教友团体也可以接受各方的赠与，于是，教会慢慢地拥有了许多产业，神职人员也在法律上享有特权， 主教们的法庭可以按照帝国行政辖区处理区内的宗教事件 ，主教的地位身份相当于罗马帝国行省的总督。

反过来说，身为皇帝的也不能不管宗教的事务，尤其在维持帝国境内良好的社会秩序方面，更不能不闻不问。再说，基督信徒国民也为自己的问题向皇帝申诉，请他裁断。比方说，公元叁一二年迦太基城推选一位名叫切奇利亚诺（Ceciliano）的神父当那里的主教，可是为他祝圣的主教们却是在戴克里先皇帝迫害教会时期背过教、教难过後又回头的人。当地有一部分人为此抗议，声称祝圣无效。于是，他们又推选多纳托（Donato）神父出任主教。一时，当地出现两位主教，彼此对立，很多城镇为此争吵不休，事情蔓延到罗马帝国所辖的北非全境。次年，公元叁一叁年，北非有些基督信徒为了主教人选问题，请求罗马君士坦丁皇帝裁决，皇帝只能支助合法的主教，而在这个事件上，合法的主教是第一位，即切奇利亚诺主教。但是支持後者多纳托主教的人又上诉君士坦丁皇帝，皇帝认为这件事他无法解决，便把它交由意大利和高卢的主教们来论断。意大利和高卢的主教们以为先前的切奇利亚诺主教合法，并谴责後者多纳托的不是。多纳托的拥护者不以为然，纷纷起来反抗，引起社会的动乱，君士坦丁皇帝见事不妙，派兵干预，驱逐多纳托派人士离开他们所占领的圣堂。虽然皇帝出面干预，北非并没有恢复平静，君士坦丁皇帝甘脆颁布宗教自由令，准许帝国人民信仰自由，并拨款给天主教友建造更多的圣堂，让大家相安无事。

虽然第二世纪以後，教会发展迅速，逐渐遍及帝国全境，即使发生不少教难，教会仍然欣欣向荣，再加以君士坦丁皇帝格外爱护天主教，给以许多物质方面的优惠和方便，所以当时帝国境内存在的其他传统的宗教信仰已经一步一步地势萎。君士坦丁皇帝颁布宗教信仰自由谕令後，那些传统的宗教虽然早已经没有生气，却也生存下来，因为在整个帝国，除了东部以外，别的地区的基督信徒大约只占所有居民的一半而已，其他的人，尤其是帝国元老院和文化界人士，仍然与带有传统宗教气息的政治和文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还有乡间的农民，他们为了农作物的丰收和家畜的繁殖，依旧行传统宗教的风俗。今天，信仰基督的人常称教外人士为异教徒，而'异教徒'这个名词的西方多种语言都源自拉丁文的'PAGANUS'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乡间农民'，由于乡间农民信仰的是古老传统的迷信，因此他们便成了'异教徒'的代名词。

虽然古老的传统信仰仍然存在，但是在整个第四世纪的过程中，罗马皇帝或是出於自愿，或是出於基督信徒的压力，慢慢地制定禁止异教徒举行他们的宗教礼俗仪式的法律。这些法律可以从迪奥多西二世（Teodosio II,401-450）和查士丁尼（Giustiniano,482-565）两位皇帝编撰的法典中看出来。法典指出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便已经禁止行巫术，或解剖祭品的肠肚来占卜吉凶祸福。後来，这样的禁令越来越严厉，到了君士坦丁皇帝的儿子君士坦佐二世（Costanzo II,318-361）在位时，更于公元叁五六年禁止任何祭祀，关闭神庙，违者处以死刑。虽然如此，这项法律并没有严格执行，因为来自民间的阻力还很大。

君士坦丁大帝的孙子朱理安（Giuliano,331-363）于公元叁六零年称帝时，恢复了古罗马的宗教，并企图消灭天主教，因为他的家庭遭同一家族信仰基督的的亲戚的屠杀，只有他幸免，所以对基督信仰教义的价值非常怀疑。公元叁六叁年朱理安率军出战波斯，死于战役，基督信徒都认为那是天主的惩罚。从此，天主教会再次兴起，而且传布得比以前更快。

朱理安皇帝死後，他的几位继承人采取更多的措施禁止异教和主张异端者的存在。公元叁七九年西罗马帝国皇帝格拉喜安（Graziano,359-383）自动放弃先前的皇帝们所拥有的'大司祭'的头衔；次年，公元叁八零年，迪奥多西（Teodosio）统治帝国，正式宣布天主教为全帝国的国教，所有的异端份子和异教徒都遭到打击。到了公元叁九二年，异教徒的一切庆典活动都被禁止，神庙全被拆毁，基督信徒甚至以为有权利打击异教徒，摧毁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这是大变天的现象，先前迫害基督信徒的人，如今成了基督信徒的阶下囚；原来为异教服务的国家政权，现在则反过来为基督信仰服务。同样的思想观念，同样的政治结构，所不同的只是改变服务的对象而已。今天政教分离的观念，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那时的宗教是维系社会的基石，国家不能没有宗教，至於甚麽宗教，那是其次的问题。

既然天主教已经成了国教，教友们是不是乐意看到国家政府出面帮助他们对付异端和异教徒呢？大部分的教友是如此，但是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以後，皇帝们便自然而然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了。不过另有小部分的教会人士对这个持着保留的态度。比方说，第叁世纪下半叶西班牙阿维拉（Avila）的主教普里西利亚诺（Priscilliano）赞同波斯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结果被西班牙两位主教控告到教会当局和罗马皇帝马西莫（Massimo）那里，当时法国图尔教区的主教圣马尔定（Martino di Tours）力劝告状的两位主教和皇帝不要流血，他说让一位世俗的人，也就是让皇帝来判决教会的事务，实在是荒唐的事。不幸的是马西莫皇帝在公元叁八五年竟以不道德和行巫术的罪名，把普里西利亚诺主教和拥护他的许多人判处死刑。这可以说是第一批被国家法律判死的异端者。当时意大利米兰的主教圣盎博罗削非常气忿，和那两位西班牙主教断绝关系。

不错，那时候的情况很复杂，如果不采取断然的措施，可能後果不堪设想，就像当时北非所发生的'多纳托主教异端'一样，那时北非依波纳（Ippona）的主教圣奥斯丁就接受罗马帝国政府的帮助，来对付那些使用暴力的异端者，否者教会很难支持下去。

18. 罗马帝国宗教自由後福音对社会影响

基督的福音像一粒种子，土壤肥沃、雨水充足、空间广大的时候，自然会成长茁壮。相反地，如果空间狭窄、阳光不足，没有足够的养分雨水，它仅能委曲求全，暂时蜗居在极受限制的空间，尽量把根往下扎，等到有朝一日环境改善，便可以放心向四面八方发展。

罗马帝国直到公元第四世纪初年，仍没有正式的宗教信仰自由，虽然如此，早在第一世纪中叶以後便传到罗马的基督福音，还是在这两百五十年中不但设法生存下来，而且在种种逆境之中，只要可能，便传播出去。所以，福音在古罗马帝国初世纪时代实在已经打下相当稳固的基础。公元叁一叁年对天主教会是个吉祥的日子，因为罗马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宣布帝国境内宗教信仰自由。暗室的天窗既然已经打开，甚至连屋顶都拆掉了，福音这棵久被压抑的小树苗自然很快便成长茁壮。

或问：宗教信仰自由後，基督福音的精神是否也逐渐进入帝国的政治、社会和民间体制结构中呢？答案是肯定的。自从公元叁二五年起，星期主日和教会礼仪年内的几个重大庆典，都已经成了公定假日，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都按照教会的礼仪年历表来进行。不但如此，帝国有关家庭的立法也深受基督信仰的影响，比方说：法律禁止男主人和自己的女奴隶有婚外的性关系；已有的离婚法律虽然没有被废除，却制定了一些阻止离婚的新规定；奴隶制度没有废除，因为教会本身也有奴隶，可是法律禁止分散奴隶的家庭；至於释放奴隶的手续也变得更简单容易，只要在圣堂内，当着神职人员面前公开宣布就可以；监狱中对待囚犯的态度也比较具有人性，狱卒不能再使囚犯饿死，而囚犯有权利每天至少一次见阳光，神职人员则有权利探访囚犯。

在社会慈善工作上，由于罗马帝国在这方面还没有甚麽固定的制度和组织，所以基督信徒自动自发成立慈善机构。因着这些机构的运作，帝国也慢慢地、经过长期的尝试，才在这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和作为。从'宗徒大事录'上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在当时已经有了行哀衿、救济贫苦的行动，这种行动在罗马帝国内渐渐地发展开来。着名的希腊教父，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地区的凯撒勒雅（Cesarea）的主教圣巴西略（Basilio,330-379）曾建立一座真正的基督信徒小城，城中有圣堂、隐修院、医院和接待所，专门招待老弱贫病和旅行过路的人。隐修院中的隐修士是负责接待所各种工作的人员。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甚至有一支有五百人之众的医疗护士团，专门为贫病人士服务。罗马城外港奥斯蒂亚（Ostia）也有一个接待朝圣旅客的地方。

从上面扼要提到的，可以约略看到教会在公元最初四个世纪中在各地所推行的爱德慈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帝国日後社会福利事业的先驱。可是话说回来，教会的慈善事业虽然普及，基督福音对社会生活和帝国的法律也有相当的影响，但是社会的基督信仰化还是很有限，换句话说，基督的福音还没有真正深入大众的心灵，很多新奉教的人并不热心于更改自己原有的不良习俗。帝国的法律虽然禁止杀害婴儿，却没禁止遗弃他们；法律也禁止武士在竞技场武斗，但也只是徒具虚文，没有人遵守。第二第叁世纪时代教会几乎禁止教友从军，因为这个职业与基督信仰的精神不符。自从宗教信仰自由以後，教友对军队的恶感便逐渐减少。第四世纪末年，罗马帝国一步一步走向衰亡，几个皇帝企图挽回狂澜，所以统治手段越来越专制独裁，经常使用酷刑对付敌人或囚犯。当时米兰的主教圣盎博罗削（Ambrogio）在公元叁九零年曾要求狄奥多西（Teodosio）皇帝先在米兰主教座堂公开作严厉的补赎，才准予重新领圣体，因为这位皇帝为了平定希腊半岛东北部得撒洛尼城的暴动，屠杀了七千人。

其实，自从君士坦丁大帝颁布宗教信仰自由法律以後，帝国境内许多居民都是为了机会主义而领洗作基督信徒的，他们虽然领洗，却不愿遵守领受圣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义务。很多人都画十字圣号，在领洗之前也接受过要理教育，认识基督信仰的基本真理，但仅此而已。不少望教者把望教的期间拉长，甚至长到年老和临终的时候，因为他们想圣洗圣事可以赦免一个人一生所犯的所有罪过，而且补赎也只须作一次而已，何不等到人老将死，欲望全无的时候才领洗，才立定志向悔改皈依，终生不再犯罪来得方便呢？为了这个原故，教会于是不太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打如意算盘的望教徒身上，而宁愿把精神放在真心诚意、希望尽快领洗作好教友的人那里。

这些真心诚意希望尽快领洗奉教的人，通常都在四旬封斋期开始之前报名登记，于是整个四旬期便成了准备领洗的时期。在这段期间，主教或主教的代表根据'信经'的基本信仰要义，为他们讲解教会的信德。基於教育心理原理，准备领洗的望教者必须在没有领洗的人面前对自己所学到的保持秘密。在礼仪聚会中，望教者都要接受驱魔，也只让他们诵念'宗徒信经'，因为这首经文他们必须在圣周六的领洗礼仪中宣念。在某些地方的教会，望教者也学着念'天主经'。望教者领洗後那一周里面也要继续听要理，因此有所谓的'领洗要理'和'奥迹进阶要理'之分：领洗要理是在领洗之前听讲的，内容以'信经'和伦理道德方面的皈依为主；奥迹进阶要理是在领洗後听讲的，目的在进一步了解圣洗圣事本身和感恩祭典的意义。
由于外来的迫害和敌视的压力已经消失，至少不公然出现，所以教会保护自己、抵御外侮的要务已经退居第二线，神学工作者把重点集中在阐述圣事礼仪的效力和价值，使人知道圣事所涵的圣宠是天主白白赏赐的恩典。当时北非依波纳教区的主教圣奥斯丁为鼓励婴孩儿童领洗，所以特别强调洗涤原罪的必要，他强调儿童和婴儿即使没有本罪，也需要天主介入，以消除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

圣洗圣事可以赦免人的原罪和本罪，但是领过圣洗的教友中比较不热心的也经常重犯大罪。既然为严重的罪过一生只有一次作补赎的机会，所以犯罪的人总设法拖延办告解的时刻，尽可能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才告解认罪，以免在世的时候作太久的补赎。

当时犯大罪的人必须作非常严厉的公开补赎，凡是铸下重大过错或立严重坏表样的人，都被禁止领圣体。其实那些重大的过错不一定就是教会今天所认为的死罪，而一般教友也不至於受到这样的处分。几时教友犯了重罪，自己向主教办告解，而主教也可能要求他接受作补赎的处分，这样的处分在教会的礼仪聚会中进行。礼仪开始之前，主教把双手放在罪人身上，并把用山羊毛织的苦衣交给他穿。处在同样状况下的教友们形成教会中的特殊小团体，他们既不能参与弥撒中的奉献礼，更不能领圣体。逢每年的四旬封斋期，司祭们都重新把双手放在这些作补赎的人身上。这种补赎的时期的长短视罪过的严重程度而定，长者可能好几年。一旦补赎时期届满，主教再度把双手放在罪人身上，表示罪人与教会、与天主修和。这个仪式通常在耶稣复活前的圣周四举行。

今天的教友很难想像古代教友作补赎的情况，昔日那些犯重罪的人必须穿苦衣或者穿非常 素的衣服，他们不能再顾虑自己的面子尊严，要守斋，行哀衿，不能吃肉，结婚的人不能再有夫妻关系，某些职业不能再作，即使补赎结束了，仍然不可以有夫妻关系，不可以从事某些行业，直到死亡为止。凡是没遵守这些规矩的人，都被视为叛教者，永远不能再与天主、与教会修好，因为忏悔与补赎处分一生中仅此一次而已。他们顶多只能期望临死之前在病榻上领一次临终圣体。
昔日教友所作的公开补赎是那麽严厉，致使它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影响到教会本身各种圣事的普及和所能发挥的分施圣宠的效用。很多望教者都设法推延领洗的时日，以免受到教会告解圣事的严厉处分，他们希望在临死之前才领洗进教，这样既可以得到罪过的完全赦免，也不必作太多的补赎，岂不是一举两得吗？望教者既然不期望早日领洗，所以也不告解，更不能领圣体、领坚振、行婚配、晋升司铎。至於已经领洗的教友，他们若是犯有重罪，更是想尽办法推延办告解的时日，因为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职业和夫妻的生活。从另一方面说，年轻的人也不作那种公开的补赎，所以告解圣事成了为年老的人和快要去世的人的牧灵方式。

为了避免在生命最後的时刻还得作严厉的补赎，犯重大罪过的教友们都受劝告在日常生活中多作刻苦、多祈祷、多行哀衿，可是他们不能领圣体，情节重大者甚至公开被开除教籍，不过其中有不少人过了一段时日以後，未经教会许可，也没有办告解圣事，又自动回到教会，并领圣体，他们以为领圣体可以消除罪恶的痕迹。到了第五世纪，那些无法接受罪过的严厉惩罚的教友，大多不再理会教会给以的暂时开除教籍的命令。正因为有这种负面的反应，教会里面另一些比较严守教规的人便作出另一种相对的行动，他们以谦逊的精神作公开的补赎，以回应冷淡教友的生活态度。

19. 第四第五世纪天主教在罗马帝国内的礼仪生活与发展

公元叁百一十叁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着名的'米兰诏书'，给帝国居民以宗教信仰自由之後，天主教会如鱼得水、如鸟翔空，兴奋地发展起来。公元叁百八十年，东罗马帝国皇帝迪奥多西（Teodosio）正式宣布天主教为帝国的国教，于是普天之下莫非天主教徒，即使内心不是，外表也不否认，很多人为了方便而进教。因此，很自然地，教友的信仰素质参差不齐，不少神父不愿再浪费时间精力在那些没有真心诚意度基督信仰生活的人身上，而专心致力照顾有意皈依基督、善度福音生活的人。

信仰固然是内在心灵的生活事务，但是外在的形式表现也能反映心灵的感触和需要。因此，罗马帝国宗教信仰自由後，天主教会的团体信仰生活逐渐由内心而向外在发展。这样的发展尤其表现在宗教礼仪和建 上，比方弥撒感恩祭典的外在排场越来越庄严隆重，弥撒礼仪的祭衣和用具日渐讲究，圣堂越盖越华丽壮观，读经、圣道礼仪、敬礼游行、讲道越来越多。在西方，举行弥撒圣祭和领圣体慢慢成了每天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在东方，则各地采行的方式不一而足。

基督信仰的根基在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早在公元第二世纪末期，教会庆祝巴斯卦复活节的庆典似乎延续了五十天之久；按照今天教会的礼仪，复活节後第五十天便是圣神降临大瞻礼。不过这个节庆大概从第四世纪末年才开始举行。至於复活节之前的准备工作，初期的教会早已经把前两天作为守斋祈祷的日期，以便迎接基督的复活。这个准备期对即将在复活节前夕守夜礼中领洗的望教者尤其重要。今天，普世教会在复活节之前有四十天的准备期，即所谓的四旬封斋期，这个四旬封斋期是在公元叁百一十叁年教会享有和平之後才设定的。而在此之前，复活节前的守斋只限於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後来才扩展到整个四旬期，目的在效法耶稣公开传教之前，先守了四十天的斋。

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教会已经有两个固定的瞻礼节日，东方的教会在一月六日庆祝主显节，也就是庆祝天主在人世间彰显自己。这个节日原是埃及人敬拜太阳神的日子，基督信徒采用来庆祝耶稣的诞生和受洗。至於西方教会，约在公元叁百叁十年左右选定十二月二十五日庆祝耶稣的诞生，这一天原来也是教外人庆祝太阳神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白昼又开始慢慢地拉长，展现太阳永远战胜严冬的现象。到了第四世纪末年，东方和西方两地的教会都庆祝耶稣圣诞节和主显节这两个节日；西方教会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内容仅是纪念耶稣在白冷城的诞生这件事，至於主显节，则纪念东方叁位贤士前往白冷城朝拜方才诞生的耶稣，以及耶稣的受洗和耶稣在加纳婚宴中所行的第一个奇迹。

除了方才所谈到的那两个固定的节日外，第四第五世纪中，教会普遍发展对致命殉道者的敬礼，这种敬礼多少有点仿效古代外教人的习俗，在致命者的坟墓上供奉食物，甚至在他们的墓上建造巨大宏伟的教堂圣殿，举世最着名的罗马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便是最好的例子，致命者也都埋葬在家里附近。由于教会盛行敬礼致命殉道者的遗 遗物，于是出土的致命者的遗骸和与他们有关的文物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轰动，比方找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教会第一位致命者圣斯德望和宗徒们的遗骸等等的，也都相继被发现。就这样，对致命殉道者的敬礼很快地传遍整个世界，也因此，教友们对那些与圣经历史和与耶稣生活有关的地方越来越感兴趣。从这种兴趣便产生到那些地方朝圣的希望。最有名的是第四世纪末叶西班牙一位名叫埃赫里亚（Egeria）的贵妇，她曾到耶路撒冷圣地朝圣，并把朝圣的经过和感触记录下来，写成'游历日记'。这些记录对後人认识中东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状况是个很珍贵的资料。

自从罗马帝国承认宗教自由、甚至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之後，帝国境内大部分的城市都信仰了基督。那些忘记了他们的祖先曾受过的迫害的基督信徒，便把本地仅存的几座外教人的庙宇都摧毁了。每座城的主教开始集中精力向城外那些仍然信仰自然宗教的乡村传播福音，法国图尔教区的主教，有名的圣马尔定，便是当时极力向乡村传播福音的大传教士。外教人敬拜的神像、他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树林、以及他们的庙宇常被焚烧捣毁，在那些夷为平地的地方又建起圣堂。乡村居民虽然成群结队地领洗奉教，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改变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他们把自己的宗教披上天主教的外衣，继续存在着。

主教们既然重视乡村的传教，便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设立了很多本堂区。有了这些本堂区，乡村的传教工作更是积极。第四世纪初叶，罗马帝国境内还有许多地区基督信徒很少，由于传教的需要，增设了不少教区，将近一个世纪下来，比方说在公元叁百年，意大利北部才有五、六个教区，公元四百年则增加到五十个；高卢地区在公元叁一四年有二十二个教区，公元四百年则增加到七十个。

至於帝国境外教会传教的情形，那也相当可观：在第四世纪中叶曾遭到残酷迫害的波斯教会，在公元四百一十年召开的巴格达教务会议以後，精神为之一振，重新策划一切，积极向波斯湾地区和中亚地区传教；在第叁世纪初便已接受福音的亚美尼亚，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当地教会又重新整顿内部，气象一新，而亚美尼亚语言因为圣梅斯洛佩（St. Mesrope）发明字母，竟然在第五世纪的时候成了高级的语文。越过亚美尼亚，基督的福音也因着一位曾经是罗马人的女奴隶圣女尼洛的努力，而皈依了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等国；东非的埃塞厄比亚也是因着一些囚犯的传教而皈依了基督，这个教会後来与埃及亚历山大的教会结合。中欧的日耳曼人也在第四世纪中叶接受戈特人（goto）主教乌尔菲拉（Ulfila, 311-383）的传教而皈依基督，不过这位主教宣讲的是亚略异端的教义。

总之，第五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境外的教会大都不接受公元四叁一年的厄弗所大公会议和公元四五一年的加西陶大公会议的决议，那些帝国境外的教会都与境内的教会没有来往，各走各的路。虽然如此，帝国境外的教会仍然努力发展传教的工作。

20. 天主教隐修生活的开始

教会成立之初，基督信友团体就很重视为天国而守贞的生活。这种生活选择的依据来自耶稣的的表样和教导，玛窦福音第十九章记载耶稣劝告一位富有的少年说：「你若愿意是成全的，去变卖你所有的，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後来跟随我」。接着，伯多禄问耶稣说：「我们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你，将来我们可以得到甚麽呢？」，耶稣回答伯多禄和在场的其他门徒说：「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在重生的世代，人子坐在自己光荣的宝座上时，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并且，凡为我的名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父亲、或母亲、或妻子、或儿女、或田地的，必要领取百倍的赏报，并承受永生。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後的，在後的要成为在先的」。圣保禄宗徒在致格林多人前书第七章中，相当详细地告诉希腊格林多城的教友如何度婚姻的生活；在他看来，一个人若能够，最好是不娶不嫁，善度童贞的生活，好能无所顾虑，专心事主。至於婚後鳏寡的人，如果可能，最好也不要再娶再嫁，因为这为他们更有福气。

有了耶稣的教导，又有了圣保禄宗徒的规劝，初期教会团体中便有一些寡妇和教友选择了独身和守贞的生活。圣保禄致弟茂德前书第五章所提到的那些寡妇，以及宗徒大事录第二十一章所提到的凯撒勒雅一位传福音者菲理伯的四位会说预言的守贞女儿，就是为天国而度独身和守贞生活的原始典 。

第二第叁世纪，选择禁欲和贞洁生活的教友越来越多，他们之所以要度这种生活，除了是为响应耶稣的鼓励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对时代风气败坏的现象感到厌恶，例如妇女不愿意因为婚姻而受到社会礼俗的约束，所以守贞不嫁对妇女是一种社会解放。当时守贞的妇女仍都住在家中，度一般教友所度的生活，她们不穿戴特别的服饰，只不过大家偶尔相聚一番而已。对度守贞和守寡的妇女，教会勉励他们保持神贫，多行慈善工作，常去探望病人和穷人，经常默想圣经。从第叁世纪起，这些献身的人才遵守某种承诺，但这种承诺也只是私人性质，毫无硬性的约束力，更没有一言定终生的意义。

从当时的书籍文件可以看出来那个时代已经有所谓的守贞的神修，这种神修认为守贞是圣洗生活的延续，目的在重建或恢复人类沾染原罪以前的洁白状态。守贞的神修既然指出这种生活是为了天国和福音的原故而奉献自己，所以无形中慢慢出现守贞乃是把自己奉献给基督，作基督的净配的观念。有些守贞的人对这种观念没有正确的认识，以致误入歧途：某些守贞妇女因为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而骄傲无比；另一部分贞女则和同样选择守贞的男士们生活在一起，度一种类似婚姻的神秘生活；再有一些守贞者，他们大肆推崇守贞的价值，虽然还没有到鼓吹禁止基督信徒结婚的严重地步，至少也表现出对基督信徒度婚姻生活的轻视。

第四世纪初年罗马帝国公开承认宗教信仰自由以後，致命殉道的事已不在发生，作一个基督信徒并不需要冒甚麽险，却有很多基督信徒因此而觉得不是味道，他们受苦、遭迫害惯了，深得其中滋味，对用性命来保持信德这件事非常珍视，并引以为荣，如今一切得来不费吹灰之力，教友生活松懈下来，这种新现象很令他们看不惯。当时有很多教友愿意度更虔诚、更热心的信仰生活，不愿过份操心现世的俗务，所以纷纷远避尘俗，前往旷野荒漠去生活。这就是隐修生活的起源。

根据第四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圣亚大纳削（Atanasio,295-373）所写的'荒漠之父们的生平'（Vita dei Padri del deserto）这本书的记载，比他早生四十年的圣安当（Antonio,251-356）是埃及荒漠隐修者之父，这位隐修之父的榜样吸引了一群一群的教友去跟随。圣奥斯定在他的'忏悔录'第八章第六节曾提到圣安当的芳表。第四世纪上半叶埃及另一位隐修者圣帕科米奥（Pacomio,292-346），把一些在荒漠中隐修的男士们集合在尼罗河谷地，让他们度比较不严峻的苦修生活，给以团体生活的规律，教以劳动生活。于是从个人荒漠的隐修生活产生了团体隐修生活。圣帕科米奥的姊妹玛利亚则效法他，也把在荒漠隐修的妇女集合起来，共度女性团体隐修的生活。他们两位是教会男女团体隐修生活的创始人。

这种早期的隐修生活很快地传遍了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当时因为是草创初兴时期，所以那时侯的团体隐修生活并没有法理上的明确形式和结构；一位有意隐修的人可以接受一位精神导师、一位神父、或隐修院院长的指引，直到自己能够振翼而飞为止。

由于隐修生活蔚为风尚，一时各式各样的隐修方式如雨後春笋般地出现，而且无奇不有，彼此竞争：有在大树上 巢而居的，有退隐到山洞中的，有住在树林中、以野食为生的，有住在大石柱顶端的，更有效法原始人类不着衣物的。这一切隐修的现象不外乎在证明基督信仰已经非常普及，深入民间。

隐修生活当然是不食人间烟火，至少与尘世的接触要减低到最少的地步，因为尘世中的俗务对人的追求永生都是阻碍，甚至都是变相的魔鬼。在隐修者眼中，处处都是魔鬼，就好像有洁癖的人，眼睛所接触的地方无不充满细菌一样。隐修生活所倡导的，是要把人类带回原罪进入世界之前的状态。隐修者的传记中常有野兽听从他们指挥的记载，这就是要象徵人类犯原罪之前的生活状况，因为天主曾把他所创造的一切都交给人来统治管理，而地上万物也都隶属于人。隐修者除了默观祈祷之外，也接待外来或过路的旅客和朝圣者，但他们中有不少人连书也不碰，结果使自己更无法看清人生，更无法摆脱俗念的纠缠，慢慢地也走入信仰思想怪异的地步。

第四世纪教会着名的希腊教父，近东凯撒勒雅的主教圣大巴西略（Basilio il Grande,330-379），看到许多隐修者的生活稀奇古怪，于是采取措施，编写隐修规律，要求隐修者度团体生活，多从事思想工作，多读书，多照顾病人。圣大巴西略指出耶路撒冷第一个基督信徒团体是隐修者生活的理想，而服从隐修院院长乃是隐修士最大的德性。至於隐修院院长，他的职责就是解释说明最崇高的隐修规则、并使隐修士奉行遵守，这个最崇高的规则就是福音。当时有很多东方希腊的教会学着主张发展一套隐修院生活的神学，这套神学以柏拉图那种轻视肉体的人类学为基础。在这种神学观念之下，隐修院成了度基督信仰生活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应该取代现世的社会。

当隐修生活在东方已经成为有组织的团体生活方式时，在西方，很多献身事主的守贞妇女和苦修者，仍然居住在家中。这种居家的守贞或苦修生活自有它的难处，有可能经常遇到内在和外在的困扰，不容易专心和安心度为天国而守贞和苦修的生活。当时有些从东方旅行到西方的人士，向西方推荐东方隐修院的生活，其中最有名的是埃及亚历山大的主教圣亚大纳削和拉丁教父圣热罗尼莫（Girolamo,347-420）等人。由于西方个人守贞和苦修的生活方式有种种缺点，而如今东方已经有了团体隐修的榜样，并且一般的趋势是发展有体制的组织机构，因此西方守贞和苦修的人士不得不开始组织他们的献身生活。大约在公元叁百五十年左右，罗马已有不少贵妇设立了许多团体，因此逐渐产生了贞女度守贞献身生活或戴面纱的礼仪，这种礼仪有婚姻的象徵意义。当时意大利米兰的主教盎博罗削（Ambrogio,339-397）大力推动妇女选择隐修的生活，他勉励守贞妇女以童贞圣母玛利亚为表率。

曾在东方当过隐修士的圣热罗尼莫来到罗马後，便在贵族妇女中鼓吹隐修院的生活，他甚至以慷慨激昂的态度推崇守贞的生活高于婚姻的生活。他回到巴勒斯坦以後，便和一位名叫保拉（Paola）的女士在白冷创立一些社会身份地位有别的妇女团体，也创立了一个男性的团体，他本人就生活在其中。圣热罗尼莫对隐修生活最大的贡献便是他促成这种生活特别重视研究圣经，爱好圣经，把圣经知识作为隐修士的精神食粮。当古典文明後来遭到野蛮民族的摧残的时候，正是那些埋首研究圣经和爱好圣经的隐修士挽救了基督信仰的文化和社会文明。

与圣热罗尼莫和圣盎博罗削同时代的教会教父和大圣师奥斯定（Agostino Aurelio,354-430），在皈依基督後，非常向往隐修士的生活。他担任北非依波纳（Ippona）教区主教的时候，愿意他的教区的神职人员度类似隐修的生活。圣奥斯定的作风给教会开拓了一个新方向，他使隐修士和在俗神职人员之间的距离缩短。在这个新的时代取向中，教会喜欢从隐修士中拣选神职人员，并要求这些神职人员仍然保持隐修生活的某些特点，例如守独身的生活。圣奥斯定曾写了着名的生活规律（La Regola），这些规律给後世教会的修会生活提供了广泛的建议和指南。

与圣奥斯定同时代的，有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东方隐修士，名叫若望．卡西亚诺（Giovanni Casiano,360-435），他遍访了东方的隐修院之後，在法国南部的马赛建立了圣维托雷（S. Vittore）男隐修院和圣萨尔瓦多（S. Salvatore）女隐修院。若望．卡西亚诺写了不少有关隐修院生活组织的文字，这使得他成了东方与西方隐修士结合的象徵。

继圣奥斯定和若望．卡西亚诺之後，公元第五世纪末年，教会又出现了一位非凡的人物圣本笃（Benedetto di Norcia,480-547）。他出身意大利中部富裕的家庭，二十岁时退到稣比亚科（Subiaco）山中隐修，五十岁时到意大利中南部的蒙特卡西诺（Montecassino）建立至今闻名全球的隐修院。圣本笃也像圣奥斯定一样，自己写了隐修生活的规律，这个规律成了後世西方隐修会会规的蓝本，直到十二世纪。

圣本笃的隐修规律承袭了先前所有的隐修传统，他在规律中更邀请大家追溯本源，探求那些更古老的隐修传统。圣本笃非常强调隐修生活的稳定，他要求隐修士必须承诺住在隐修院内，而院长则是隐修生活的基础。身为院长的人负有两大职责，他既是隐修士的神修导师，又是隐修院团体的头。他由全体隐修士推选出来，任职终身，每位隐修士必须绝对服从他。这样的服从可以使隐修士修炼到更深一层的谦逊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神修进步的依据。圣本笃强调：稳定、服从和谦逊叁者帮助人把苦修的生活内在化。

本笃会在温带的地区发展得很快，这个修会不愿意采行东方过份严峻的隐修生活方式：会士固然度贫穷的生活，但在休息、衣着、食物和祈祷上决不过分苛求。会士的日常生活分为祈祷礼仪，研读和默想圣经，以及劳动和休息。研读圣经是他们思想工作的起点。

由于本笃隐修会会规非常合乎人性，对隐修生活又提供明确的准则，所以传扬得很广。如果说西罗马帝国衰亡後，欧洲文明仍然能够复兴，这大多要归功于本笃隐修院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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